唐太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也是一位诗人兼书法家。他在《金镜》中说： “夫立身之道，在乎折衷，不在乎偏射。”故他“虽以武功定天下，终当以文德绥海内；文武之道，各随其时。”他重视文化，文艺的作用，喜欢附庸风雅，刻意工书，也是他倡导以文治国的一个方面。基于此，他成为唐代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君主。

唐太宗初以武功立国，不暇于学，而“晚始向学，多属文赋诗，天格赡丽，意悟冲迈”。由于他喜欢舞文弄墨，生前写了不少诗文，清人将他的诗文编入《全唐文》,《全唐诗》中，有文七卷、赋五篇，诗一卷六十九首。

李世民的散文多属政论、史论、诏敕之类，其中《帝范前、后序》《金镜》等为其代表作品。散文多用骈俪文体，尚未摆脱六朝以来的绮丽文风，故注重辞藻、语多用典、讲求对偶、排列工整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思想的发挥与感情的活跃。但是，作为一代开国有功之君，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与艰难的统治历程，具有比较深厚的生活根基，故政论言之有物，有的放矢，其中不乏巧思警句。

如《帝范后序》总结自我一生功过，恰如其分，语多励人：吾即位以来，所缺多矣。奇丽服玩、锦绣珠玉，不绝于前，此非防欲也。雕楹刻桷，高台深池，每兴其役，此非俭志也。犬马鹰鹘无远不致，此非节心也。数有行幸，以亟劳人，此非屈己也。斯数者，吾之深过，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。但我济育苍生，其益多；平定寰宇，其功大。益大损小人不怨，功大过微德未亏。

唐太宗以君道自励，以慎终自勉，以史事鉴今，以帝范训子，以忠谏察臣，以正直垂节。内容多涉戒奢、防骄，纳谏，任贤，宣扬王道，探究人事，励精图治、拨乱反正，开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贞观文风，直接为“贞观之治”的政治服务。在太宗的倡导与实践下，出现了贞观宫廷文坛的盛况。卢照邻指出：贞观年中，太宗外厌兵革，虞(世南)、李(百药)、岑(广本)、许(敬宗)之俦以文章进，王(珪)、魏(徵),来(济)、褚(亮)之辈以材术显。咸能起自布衣，蔚为卿相，雍容侍从，朝夕献纳。我(唐)之得人，于斯为盛。变风变雅，主体不拘一途；既博既精，为学遍游百氏。

唐初诗作流传后世最多的当首推唐太宗。唐太宗生于北国，长于隋末，且爱好文学，自然易受南北诗风的熏陶。气度雄豪类近北诗刚劲之风，贵族世家又性喜南诗柔媚之咏。唐初政治上一统，亦要求南北诗风冶于一炉。

唐太宗在《帝京篇序》中指出： “释实求华，以人从欲，乱于大道，君子耻之”,要求文艺像政治一样， “节之于中和，不系之于**放”。“中和”者，糅合南北文风取长补短也。也就是李延寿、魏徵所说的： “各去所短，合其两长，则文质炳炳，尽美尽善矣”。然而统一南北文风，历时既短，亦非朝夕可成。就其倡导者贞观君臣而言，也未能如愿。故南朝崇尚绮丽文风的余波，仍能殃及唐初文坛。使唐太宗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产生脱节，故他的诗作注重繁富辞藻之形式，缺乏感人的思想**。虽然如此，但其内容并不颓废、萎靡。不过，艺术形式上的拘谨，也确实削弱了诗作的感染力。

唐太宗的近半数诗，为宫廷咏物之作，此外为叙事，写景以及从京城到地方巡游的帝王生活的描绘。他善于抒发政治情怀，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。《帝京篇》与《春日望海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《帝京篇》组诗共十首，以首写长安宫殿始，末以反省戒骄终。首尾连贯，层次历历，为其精心杰作。如开篇： “秦川雄帝宅，函谷壮皇居；绮殿千寻起，离宫百雉余。连薨遥接汉，飞观回凌虚，云日隐层阙，风烟出绮疏。”不仅对仗工整，而且气魄宏大。末首六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：“人道恶高危，虚心戒盈**；纳善察忠谏，明科慎刑赏；奉天竭诚敬，临民思惠养。”指出治国不善，可能危及国家覆灭，因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警惕政治上的自满与生活上的**。励精图治还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规劝，择善而从；明确法律条文，才能赏罚分明。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临民，剥削有节而称明君。

《春日望海》是一首五言二十句的古诗。前十句主要写景，展现春晨“沧海”的浩瀚和日出的壮丽。作者用“地纪”“天潢”“三岭”“八荒”形容祖国山河磅礴的气势。又以“拂潮云布色，浪穿日舒光。照岸花分彩，迷云断雁行”四句渲染日出海景的壮观，不禁心潮起伏，由即景转入抒情，寄托政治抱负： “怀卑运深广，持满守灵长”,意即谦谨执政，深谋远虑，守成防骄，才能长保江山。下面，再从自然的沧桑剧变想到社会的时势运转，由此追思历史上秦皇、汉武的功业，转而批评他们出海求仙的虚妄，最后以“端拱且图王”作结，表明自己搞好国家治理的决心。

唐太宗不仅能作诗，而且也能评诗。如他曾命令“藻思沉蔚，尤工五言”的李百药和作他的《帝京篇》,阅后“叹其精妙”,还手诏赞之； “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?何齿之宿而意之新?”又如他读了杨雄的《甘泉赋》《羽猎赋》、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、班固的《两都赋》等，都认为失之“文体浮华，无益劝戒”。

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，他的作品具有显著的政治色彩，故他的文艺观明显地反映了文以载道与文以载德的特点。

贞观文坛盛行君臣唱和，应制奉答、赴宴酬咏之风，其中不乏歌功颂德、摹写宫廷篇章，但在唐太宗强调诗贵劝诫、大臣力主体尚雅正的诗论制约下，并无卿卿我我的儿女艳情之作，宴会唱和也多抒发政事。如唐太宗有一次在洛阳宫宴饮群臣，兴之所致，即席赋《尚书》诗一首，中云； "纵情昏主多，克己明君鲜。减身资累恶，成名由积善。”诗意认为明君治世积善，不妨适情娱乐，流露得意神情。魏徵便赋《西汉》一首，以汉高祖艰难创业，讽劝太宗不应及时行乐：“夜燕经柏谷，朝游出杜原，终籍叔孙礼，方知天子尊。”太宗闻之赞曰， “魏徵每言，必以礼约我。”贞观君臣诗作贯穿君道、以礼约束，是文以载道的显例。

唐太宗不重文名，注重修身，以昭君德，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。由于他喜作诗文，日积月累，遂成宏篇。所谓“听览之暇，留一情文史。叙事言怀，时有构属，天才宏丽，兴托玄远”,贞观十二年三月，著作佐郎邓世隆奏请编录太宗诗文集行世，太宗“不许”,认为朕之辞令，有益于民者，史皆书之，足为不朽。若为无益，集之何用!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，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，何救于亡!为人主患无德政，文章何!唐太宗恪守自己的诺言，生前始终不刊文集，这是他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的反映。

他还明确主张诗以言志，文以载德。他在《帝京篇序》中说： “予追踪百王吃末，驰心千载之下。慷慨怀古，想彼哲人。”以尧，舜明君为法，以秦汉之弊为鉴，不至海，不封禅，不求仙，不巡游， “故述《帝京篇》以明雅志云尔。”

文以载德文艺观的形成，是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的结果。贞观二年，他对大臣谈到自己读了隋炀帝文集的感想时说： “朕观《隋炀帝集》,文辞奥博，亦知是尧、舜而非桀、纣，然行事何其反也!”魏徵乘机进谏： “炀帝恃其俊才，骄矜自用，故曰诵尧、舜之言而身为桀、纣之行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。”

唐太宗深有感触地回答：“前事不远，吾属之师也。”以炀帝的美文败德为鉴，不务虚名。可知败德之君，留文于世，徒然贻笑后人，从而吸取德盛才能文茂的正面教训，采取不刊文集的审慎态度。

唐太宗爱好书法，注意培养书法人才。贞观元年在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里“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有嗜书者二十四人，隶馆习书，出禁中书法以授之。”唐代科举取士有明书一科，工书也是晋身之阶，这与唐太宗的重视书法艺术有关。

王羲之是晋代杰出的书法家，擅长真、行、草书，尤善行书。唐太宗最喜爱王羲之的书法。贞观间，他“博购王羲之故帖”以及其他名家真迹，曾收得“古今工书钟、王等真迹，得一千五百一十卷。”他大力搜求王羲之的墨迹不外两途。一是重金大量购买，即所谓“博购”,不惜出御府金帛，重为购赏，由是人间古本，纷然毕进；二是设计诈骗。

唐初辩才和尚据有王羲之的名帖《兰亭序》真迹，他不愿出让这稀世之珍，于是秦王指使肖翼到辩才处骗取。所谓“太宗为奏王时，见榻本，惊喜，乃贵价市，终不至焉。及知在辩师处，使肖翊(翼)就越州求得之。以武德上年入奏府。”他赚取到手后，视为国宝，不肯轻易示人。“贞观十年，乃榻十本以试近臣”。生前他与真迹形影不离，死后还要殉葬。“帝崩，中书令褚遂良奏： ‘兰亭先帝所重，不可留，’遂秘于昭陵。”

酷爱王帖的唐太宗除了把墨迹当作艺术品欣赏外，还临摹色研，工力甚深。房玄龄赞其“笔迈钟、张”,说笔力超过前朝书法家钟繇、张芝，未免言过其实，然亦并非毫无所据，故见其工力非浅，而能衍化而成“飞白”。所谓“太宗王羲之书，尤善飞白”。 “飞白”是枯墨用笔的一种书法艺术，字体苍劲老练，因笔画中丝丝透白，故有此名。贞观十七年，唐太宗赏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，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，或乘酒争取于帝手，(刘)泊登御座引手得之。

可见，太宗的“飞白”书法也有他的独到之处，以致成为群臣飞夺的目标。当时也有人临摹太宗书法的，如他的女儿晋阳公主“临帝飞白书。不能辨。”唐太宗以“飞白”赐人时赋予政治意义。如贞观二十一年，他为报答马周辅政之劳， “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： ‘鸾凤凌云，必假羽翼。股肱之寄，诚在忠良。’"唐太宗在书法实践的过程中，还十分重视技法的钻研。《全唐文》里辑有他写的《笔法论》《指法论》两篇，《笔意论》三篇。从初学与深造角度均作了精辟分析。他认为： “初书之时，收视反听，绝虑怡神，心正气和则契于元妙。心神不正，字则倚斜；志气不和，字则颠什，如鲁庙之器也。”接着指出了点、画、擎、竖、戈、环、波等笔法要诀。又说：“字以神为精魄”,写字需有神韵，只有“思与神会，同乎自然”,才能求得化境。但从下里巴人而趋登堂入室，需经过一番磨炼，领悟的功夫： “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。太缓者，滞而无筋；太急者，病而无骨。横毫侧管则钝，慢而多肉。竖笔直锋，则干枯而露骨。及其悟也，心动而手均。圆者中规，方者中矩。粗而能锐，细而能壮。长者不为有余，短者不为不足。”

唐初王羲之的书法盛极一时，唐太宗十分钦佩王羲之的卓越书法艺术。他说： “学书者，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。真书，乐毅论；行书，兰亭；草书，十七帖。”然后意会王羲之书法精髓，达到神形兼备：“学书之难，神彩为上，形质次之，兼之者便到古人。”唐太宗爱书及人，专为《晋书》撰写王羲之传论，评其书法“尽善尽美”,赞其“点曳之工，裁成之妙，烟霏露结，状若断而还连，风翥龙蟠，势如斜而反直，玩之不觉为倦，览之莫识其端，心慕手追，此人而已。”他对王书爱不释手、誉其神妙无穷，是魏晋书林中的佼佼者。他虽对钟繇书法也有好评，然而“论其尽善，或有所疑”, “其余区区之类，何足论哉”,唯对王书“心摹手追”,是何等的倾倒，直至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
岂独唐太宗师法王帖自成一体，唐初诸家无不如此。贞观书法所以继隋之后在艺术上造诣很高，还与唐太宗推广王羲之书法有关。他曾指示著名书法家欧阳询、赵模、褚遂良等人临摹王书手迹。由于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真书、行书，草书，故产生了一场书法革新活动。唐以前虽已出现楷书、行书、草书，然而官方公文仍沿用隶、篆书体，书写既费劲，又难辨认，显然不能适应贞观时代办事讲究效率的需要。唐太宗顺应时代与文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，凭借王羲之的威望，推动唐初的书法改革。昭陵现存的几十处的墓碑与墓志铭，绝大多数是用楷书、行草书撰写的，从而统一了南北朝以来南师王帖，北宗魏碑的自立门户局面，使王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。

唐太宗鼓励书法创新，还出现了“欧，虞、褚、薛”四大名家。他们的笔法都是从师法王书入手，精于隶、楷、行、草、融会贯通，自成一格。

欧阳询“初学王羲之书，后更渐变其体”。虞世南从小拜同郡“善王羲之书”的智永为师， “妙得其体，由是声名籍甚。”褚遂良则是王帖杰出的鉴赏家。当时唐太宗以重金“博购”王帖，天下莫不争献，其中自然不乏鱼目混珠者，唐太宗指示褚遂良鉴定，珠目无不分明，此后竟“无舛冒者”。褚遂良的鉴赏水平当基于他宗法王帖的深厚工力。薛稷是魏徵的外孙。 “魏徵家富图籍，有虞、褚旧踪，稷锐意模仿，笔态遒丽，当时无及之也。”成为贞观、永徽之后“罕能继者”的后起之秀。人谓薛稷“少则服膺虞监，长则祖述右军”,可见他也是近法虞世南，远宗王羲之的。

唐太宗对生前的三大书法家中最服贴的是虞世南，赞其书法为“五绝”之一， “尝命写《列女传》以装屏风”。对于虞世南的书法理论亦很推崇，尝引其书论云：“未解书意者，一点一画，皆求象本，乃转而取拙，岂是书耶。纵仿类本，体样夺真，可图其字形，未可称解笔意。此乃类乎效颦，未入西施之奥室也。"由于唐太宗的提倡，虞体风行一时。虞死后，褚遂良书法大行于世，所谓“贞观永徽之际，虞世南、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”。欧阳询的官位仅是主管更鼓的率更令，位轻职微，但因书法有所创新，被太宗列入十八学士之中，以示荣誉，以资鼓励。欧氏“初仿王羲之书，后险劲过之，因自名其体。”名曰“率更体”。他的刚劲清秀书法不仅为海内所宗、 “人以为法”,而且还名扬海外，高丽亦慕名“遣使求之”。这些名家在师承王书的基础上都有创新，其中与唐太宗提倡继承与革新书法的思想是分不开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