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德年间，唐王朝的主要历史任务是“削平区宇”,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，不可能把重点放在如何治理国家上。玄武门之变后，李世民为皇太子，开始执政，就令百官“备陈安人理国之要。”正式即位后， “安人理国”更成为一个极端紧迫的任务。

武德九年十月，唐太宗亲自主持关于“自古理政得失”的辩论，力图找到一条实现“天下大治”的途径。当时面临着百废待举、百乱待治的局面，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?“人皆异论”,持怀疑态度的不少。连求治心切的唐太宗，也发出了“今大乱之后，其难治乎?”的感叹，对于唐初“致治”缺乏信心。唯独魏徵满怀信心地说； “乱后易教，犹饥人易食也”, “若圣哲施化，上下同心，人应如响，不疾而速，期月而可，信不为过，三年成功，犹谓其晚。”这是很有见地的。

可是，大臣封德彝等人却大不以为然，引证历史，说什么夏，商、周三代以后，人心渐渐地浇薄，所以秦朝专用法律，汉朝杂用霸道，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，不是能教化而不想。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，厉声指责： “魏徵书生，不识时务，若信其虚论，必败乱国家。”刚直的魏徵也不客气，援古引今，考之史籍，反复说明乱后致“太平”的事例多得很，强调指出： “若言人渐浇讹，不及纯朴，至今应悉为鬼魅，宁可复得而教化耶?”驳得封德彝哑口无言。

最后，唐太宗摈弃了封德彝的陈腐论调，采纳了魏徵的建议，作出了“大治”天下的决策。经过数年的不倦努力，取得了“华夏安宁，远戎宾服”的局面。唐太宗情不自禁地赞叹说： “使我遂至于此，皆魏徵之力也。”可见，这场辩论，对于唐初“贞观之治”发生了何等深远地影响!

唐太宗和魏徵之所以比封德彝高明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人心思治的历史趋势。魏徵说： “凡人在危困，则忧死亡。忧死亡，则思化。思化，则易教。”从这种逻辑推理得出“致化”的结论，当然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现象。

须知，隋末动乱造成了州县萧条的景象： “黄河之北，则千里无烟；江淮之间，则鞠为茂草。” “率土之众，百不存一。干戈未静，桑农咸废，凋弊之后，饥寒重切。”直至贞观初期，社会经济凋弊尤甚， “自伊洛之东，暨乎海岱，茬莽巨泽，茫茫千里，人烟断绝?鸡犬不闻，道路萧条，进退艰阻。”既然无数饱尝丧乱的人们，生活在“危困”之中，挣扎在“死亡”线上，就更加渴望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了。

“百姓凋弊”的现实几乎随处可见，任何人都容易感受到。但是，要了解“百姓欲静”的愿望，就非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可了。唐太宗和魏徵恰恰对这股历史潮流深有所感，所以在关于“理政得失”的辩论中，能够及时地作出“大治天下”的决策。

那么，天下怎样才能“大治”呢?唐太宗和魏徵的回答是抚民以静。所谓“静者，为化之本”,这就是“安人理国”的根本方针。

任何的施政方略都是不断完善的。

唐高祖李渊早就提出了“安人静俗”的方针，不久又强调： “新附之民，特蠲徭赋，欲其休息，更无烦扰，使获安静，自修产业。”但是，在武德七年以前，统一战争频繁，就全国范围来说，百姓尚未获得“休息”的机会。以后三年里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激烈， “安静”方针贯彻很不得力。

及至武德九年八月，唐太宗即位，北方突厥扬言以“将兵百万”相威胁，颉利可汗侵犯至泊水之北。唐太宗挺身而出，订立了“便桥之盟”,突厥才撤退回去。事后，唐太宗对大臣们说： “我新即位，为国者要在安静。”因为“国家未安，百姓未富，且当静以抚之。”可见，唐太宗所谓“安静”,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，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。

不久，经过“理政得失”的讨论，所谓“安静”又包括了新的内容。武德九年十一月，唐太宗和群臣商议“止盗”对策，提出了“安人理国”的四项措施：一是“去奢省费”;二是“轻徭薄赋”;三是“选用廉吏”;四是“使民衣食有余”。同年同月，唐太宗强调指出： “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，犹割肉以充腹，腹满而身毙，君富而国亡。”

这个比喻，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重申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”,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“人君简静乃可致耳。”这样，以“存百姓”为宗旨，以“简静”为特征的治国方略，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。此后，唐太宗“夙夜孜孜，唯欲清静，使天下无事。”

总结历史经验也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。鉴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，唐初君臣们痛感到非“静”不可了。魏徵向唐太宗说： “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，国之衰弊，恒由此起。”

为了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，唐太宗坚决地实行“安静”的政策。后来，魏徵在论时政第三疏中，总结了隋末，唐初的两种不同方针和两种不同效果，指出： “隋氏以富强而丧败，动之也。我以贫穷而安宁，静之也。静之则安，动之则乱，人皆知之，非隐而难见也，非微而难察也。”这个鲜明的对比，说明隋唐初封建统治者在策略上的变换。

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，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的。贞观二年，他对大臣们说： “凡事皆须务本。国以人为本，人以衣食为本，凡营衣食，以不失时为本。”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。

民为邦本，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，也是历来所谓“治国”大义。儒家能认识到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，是开明君民观的表现。

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叫喊过，但像唐太宗那样切实地加以推行，却是寥寥可数。他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，把“存百姓”当作“为君之道”的先决条件，同时又把“存百姓”跟帝王“正其身”相联系。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：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，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已寡欲。他把国治、民存、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，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。这种观点虽然夸大了君主个人的作用，但它承认君主的安危、王朝的兴亡取决于百姓的生活状况，毕竟是开明的君道观。

他的一句名言云： “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。”就是君主的安危还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。

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，必然要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。“国以民为本，人以食为命，若禾黍不登，则兆庶非国家所有。既属丰稔若斯，朕为亿兆人父母。”人离不开衣食， “营衣食”就是要搞农业。诚然，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，重视农业的思想应是封建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。

然而，隋末统治者却践踏了农本思想，而唐太宗则维护了农本思想。他清醒地知道，要想在政治上“大治”,就必须在经济上不夺农时；如果不留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，新王朝的统治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。所以，他“唯思稼穑之艰，不以珠玑为宝。”重视农业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条基本原则。

唐太宗的农本论并非抽象的概念，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。具体地说，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；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。两者比较而言，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，而不夺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。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： “是以日昃忘食，未明求衣，晓夜孜孜，唯以安养为虑。”贞观三年四月，在《赐孝义高年粟帛诏》中说： “自登九五，不许横役一人，唯冀遐迩休息，得相存养。”贞观八年，又指出： “朕有天下以来，存心抚养，无有所科差，人人皆得营生，守其资财，即朕所赐。”诸如此类，尽管有溢美之词，仍然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。在社会经济萧条的境况下，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， “唯以安养为虑”,与民休息，不违农时，舍此别无其他办法。

唐太宗及其臣僚在强调休养生息的作用时，还多次用养病来比喻。贞观五年十二月，他说： “治国与养病无异也。病人觉愈，弥须将护，若有触犯，必至殒命。”的确，对于经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国家，犹如久病初愈的人，只有悉心护养，才能兴盛起来。贞观六年正月，魏徵也生动地讲过：“今有人十年长患，疗治且愈，此人应皮骨仅存，便欲使负米一石，日行百里，必不可得。隋氏之乱，非止十年，陛下为之良医，除其疾苦，虽已义安，未甚充实。”上述比喻把休养生息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，足见“静为农本”在唐太宗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