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的“尚官”修谱原则，使崔民干从第一等降到第三等，不少史著把这看成是抑制或打击山东士族的措施。其实，从他禁止卖婚的思想动机来看，并非如此。

唐太宗将崔民干贬等时，曾对高土廉作了自我表白： “我与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，旧既无嫌，为其婚姻之间，则多邀钱币，才识凡下，而偃仰自高，贩鬻松概，依托富贵。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?”这里， “旧既无嫌”,表明自己过去并没有与山东士族过不去的地方，言下之意，现在是不会抑制他们的。所谓“贩鬻松概”,则透露了唐太宗的思想动机是禁其“贩鬻”婚姻而已。因为山东士族之所以嫁女多索聘礼，就是恃其族望的缘故。唐太宗想通过降低其郡望的途径，达到杜绝其“多邀钱币”的目的。

为此，他把“卖婚”提高到悖乱礼经的思想高度予以谴责；自然把禁止卖婚视为崇尚礼学的举动。吴兢深体太宗的这个用意，故他编撰《贞观政要》时，把重修《氏族志》列入《礼乐》篇。可见，此举与崇礼乐、敦教化有关。

南北朝以来，士风日坏，弊端丛生， “卖婚”即其一例。唐初流风更甚，故“太宗恶之，以为甚伤教义”;他还指出：“贬鬻婚姻，是无礼也；依托富贵，是无耻也。”既然无礼无耻，那就非禁不可了。

贞观六年，唐太宗与房玄龄商量刊正《氏族志》时，就曾提到山东士族“每嫁女他族，必广索聘礼，甚损风俗，有紊礼经”,表示了自己要修正氏族以整顿风纪的决心。

贞观十二年，《氏族志》修成颁行天下，他又下诏：氏族之美，实系于冠冕；婚姻之道，莫先于仁义。自有魏失御，齐氏云亡，市朝既迁，风俗陵替，燕、赵右姓，多失衣冠之绪，齐、韩旧族，或乖礼义之风，乃有新官之辈、丰财之家，慕其祖宗，竞结婚媾，多纳货贿，有如贩鬻。或贬其家门，受辱于姻娅；或矜其旧望，行无礼于舅姑。积习成俗，迄今未已，既紊人伦，实亏名教。朕夙夜兢惕，忧勤政道，往代蠹害，咸已惩革，唯此弊风，未能尽变。自今以后，明加告示，使识嫁娶之序，务合典礼，知朕意焉。

所谓“氏族之美，实系于冠冕”,指出了修谱的“尚官”原则， “婚姻之道，莫先于仁义”,表示反对以郡望广索聘礼。这个强调“务合礼典”的“嫁娶之序”的诏令，和重修《氏族志》同年颁行是意味深长的。它把唐太宗刊正氏族基于禁止卖婚的目的，出于整肃“人伦”、维护“名教”的思想动机和盘托出了。

然而，唐太宗以礼制禁止“卖婚”,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。《氏族志》颁行后，山东士族虽然因其世代衰微，全无冠盖而降低了族望，但“新官之辈，丰财之家”则“慕其祖宗”与之联姻的事件，仍然层出不穷。 “后房玄龄、魏徵、李劫复与婚，故望不减”。新贵为了攀附旧族，不惜多输钱币， “竞结婚媾”;旧族为了使族望不减，也来者不拒。《氏族志》的颁行，没有起到抑制“卖婚”的作用。贞观十六年，唐太宗只得再次强调礼制，颁布“自今年六月禁卖婚”的新诏令。但是，由于旧族与新门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的需要，一纸诏令是禁止不了的。正如封建史家所说的，而代阀显者，至卖婚求财，汩丧廉耻。

唐初流弊仍甚，天子屡抑不为衰。太宗晚年尚且如此，到高宗时就愈演愈烈了。一些“衰宗落谱”的旧士族，反而号称“禁婚嫁，益自贵”,虽有明诏禁止，然而暗中“潜相聘娶，天子不能禁”。高宗朝宰相李敬玄出身庶族地主，先后三次婚娶皆聘山东土族之女，即是突出的例子。高宗以后更是积重难返，如德宗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，山东士族仍然名列前茅。社会上联姻照旧崇尚门阀。因此，唐文宗感叹道： “民间修婚姻，不计官品，而上阀阅，我家二百年天子，顾不及崔、卢。”

唐太宗重修《氏族志》,企图抑低山东士族族望，又定婚制贬之： “王妃、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，未尝尚山东旧族。”而且还阻止某些勋贵名臣的“新官之辈”与之联姻。这些措施均未奏效，既不能达到禁止“卖婚”目的，也不能禁止山东土族代出高官与抑低其族望。以崔氏为例，终唐一代，崔氏十房共出二十三个宰相，数量之多居旧士族之冠。

而宰相、知政事都是位居三品以上的高官，按《姓氏录》等第，可排入第一姓或第二姓之列。可见，武则天以降，崔氏家族随着代出高官，已上升为第一等、第二等的族姓了。所谓抑制山东士族，从历史发展角度或社会效果来看，也是没有达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