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以马上取天下，在武力统一中原与边疆的过程中，多得力于骑射战术，故始终喜爱弓马，这既是他尚武兴趣的流露，也是他加强武备的表现。

生于北地、长于戎马的唐太宗，从小就形成了英武的性格，喜弓善射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。晋阳起兵后，东征西讨，出生入死，弓箭从不离身。他所发射的箭，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，命中率高，威力大，能“射洞(即穿)门阖”。房玄龄赞扬他“箭穿七札，弓贯六钧，”虽属溢美之词，亦可见其善射概况。例如，武德二年十一月，李世民和宋金刚相持于柏壁，有一次为敌军所包围， “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，贼骑乃退。”

有史学家注曰： “史言世民不惟有天命，亦武艺绝人。”武德三年七月，秦王世民率军围攻洛邑，在慈涧遭到敌将单雄信的袭击，几为所败。“太宗左右射之，无不应弦而倒，获其大将燕颀。”左右开弓，武艺确实高超。武德四年十月，平定东都后， “秦王建天策府，其弧矢制倍于常”。

后来在讨伐刘黑闼的战斗中，曾“为突厥所窘，自以大箭射却之。突厥得箭，传观，以为神。后余大弓一、长矢五，藏之武库，世宝之，每郊丘重礼，必陈于仪物之首，以识武功云。”由上可见，秦王李世民的显赫战功是跟他善射大箭分不开的。“朕以弧矢定四方，用弓多矣”,这是经验之谈。

平定天下后，太宗仍经常骑射，《出猎》一诗反映了他使兽惊鸟飞的娴熟弓法； “碉戈夏服箭，羽骑绿沈弓。怖兽潜幽壑，惊禽散翠空。”为示他对弓的特殊爱好，又作《咏弓》诗一首： “上弦明月半，激箭流星远；落雁带书惊，啼猿映枝转。”

他正式即位后，虽然不必亲操大箭，弛骋战场，但是喜欢弓箭，不减当年。武德九年九月，他在显德殿庭院中亲自担任警卫将卒“习射”的教练。每天有数百人参加，射中者赏以弓刀与布帛。

当时朝臣进谏说： “今引裨卒之人，弯弧纵矢于轩陛之侧，陛下亲在其间，正恐祸出非意，非所以为社稷计也。”唐太宗不听，并自告奋勇地说，以后只要有空，就乐于充当教练。

贞观元年，他广泛搜罗良弓，选择其中的十余只，与巧匠一道研究制作的道理。巧匠认为这些弓木心不正，脉理皆邪，并非良弓。唐太宗虚心听取，表示要好好学习。同年十月，因“上好骑射”,孙伏伽进谏说：“陛下好自走马射的，以娱悦近臣，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，非今日天子事业也。”这个批评显然是一种误会，却从中却透露了唐太宗对骑射癖好。

善于骑射者，总是喜欢弓又酷爱马的。唐太宗很有一套识别与驾驭良马的本领，并精通骑兵战术。他参与统一战争时，每战必乘骏马，冲锋陷阵。

武德四年五月，在虎牢战役中，窦建德军中有个名叫王琬的，乘隋炀帝所御骢马，出来挑战。秦王世民一看，赞叹说： “彼之所乘，真良马也。”于是，由将领们冲入敌阵，把王琬连同骢马都擒获归来。这匹良马就成了唐太宗的坐骑之一，取名黄骢骠，至贞观晚年还随他远征，可惜途中死亡，他“颇哀惜之，命乐工制《黄骢叠曲》”。可见，他爱良马感情之深。

唐太宗爱马成癖，留下了一些咏马的诗篇，其中以《咏饮马》为上乘。其云： “骏骨饮长泾，奔流洒络缨；细纹连喷聚，乱荇绕蹄萦。水光鞍上侧，马影溜中横；翻似天池里，腾波龙种生。”诗从动态畅写了饮马的各种态势，最终以“翻似天池”“腾波龙种”作结，宛若天马行空，神妙无比，倘没有爱马的深沉感情，相马的丰富经验，焉能如此绘声绘色。

喜马必爱，爱之则养。唐太宗即位初就在宫中建筑马苑，专门饲养心爱的良马。一次他“特爱”的一匹“骏马”, “无病而暴死”, “太宗怒养马宫人，将杀之。”长孙皇后以春秋时齐国晏子谏齐景公勿以马死杀人的历史典故，提醒唐太宗， “陛下尝读书，见此事，岂忘之耶?”终于使太宗释宫人不问。骏马暴毙，养马失职，罪不至于死。唐太宗以情坏法是不对的，不过，从中也可窥见他爱马的深切。

骏马立功，不仅生前受荣，而且死后雕刻主人墓侧让人凭吊，这本是突厥酋长墓葬的习俗，表明他们尚武爱马的风貌。唐太宗嗜好良马也受突厥风习的影响，在他晚年选中的六匹常乘破敌战马最为得意，不仅生前爱之形影不离，而且死前还遗命雕刻六匹骏马以装饰昭陵，号称“昭陵六骏”。对六骏赐名为飒露紫、特勒骠，拳毛弱、白拳弱，青雅，什伐赤。飒露紫，什伐赤皆为平王世充时所乘战马，分别身中一箭与五箭。特勒骠为平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时所乘。拳毛弱平刘黑闼时所乘，共中九箭。青骓平窦建德时所乘，身中五箭。白拳弱平薛仁果时所乘。六骏雕像前据说由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，唐太宗按图作赞，以酣畅的笔触赋其战功云：拳毛弱为“月精按辔，天驷横行；弧矢载戢，氛埃廓清。”什伐赤为“渡涧未静，斧钺伸威；朱汗骋足，青旌凯归。”白拳弱为“倚天长剑，追风骏足；耸辔平陇，回鞍定蜀。”特勒骠为“应策腾空，承声牛汉；入险摧敌，乘危济难。”飒露紫为“紫蔫超跃，骨腾神骏；气普山川，威凌八阵。”青骓为“足轻电影，神发天机；策兹飞练，定我戎衣。”昭陵六骏出于无名氏雕刻家之手，是采取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形式完成的。造型粗犷，雄健有力，神态生动，质感强烈。六骏形象各不相同，或原地待命，或轻步徐行，或驰骋战阵，或腾空飞跃。这些杰作摆脱了北朝以后承袭的佛教雕刻的呆板与俗气，它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，又是唐太宗爱马成癖与他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。

爱好弓马的唐太宗性喜围猎。围猎需有娴熟的骑射技术；反过来，骑射技术也需借围猎得以巩固与提高。唐太宗即位后，多次在宫苑或猎场内围猎，显示了他高超的骑术与射术。

武德七年，李建成、李世民陪同高祖打猎。李建成有一匹“肥壮而喜蹶”的胡马，他不怀好意地怂恿世民说： “此马甚骏，能超数丈涧，弟善骑，试乘之。"李世民为了不示人以弱， “乘以逐鹿”,劣马难驯，蹶腿、掀人，李世民机智地“跃立于数步之外，马起，复乘之，如是者三。”始终没有被悍马掀翻在地，足见他有驾驭劣马的技巧。

贞观十一年十月，唐太宗东幸洛阳苑中围猎。洛阳苑在东都城西，周围有一百二十六里，是个规模巨大的狩猎场所。唐太宗与侍从驰马野兽群中，忽“有群豕突出林中，上引弓四发，殪四豕。”有一雄豕兽性大作，直扑太宗马前，慌得在旁陪猎的吏部尚书唐俭翻身下马，与豕格斗。太宗从容拔剑断豕，顾而笑曰：押“天策长史，不见上将击贼耶?何惧之有!”原来，武德四年十月，秦王被任为天策上将，当时唐俭为天策府长史，随秦王驰杀于敌将之中，时隔十五年，唐太宗仍然英姿勃勃，显示了他的骑术与剑术仍不减当年。

群臣对于唐太宗的射猎多持反对态度。一是为他的安全考虑，如孙伏伽、虞世南、魏徵均有谏阻。其实，唐太宗骑射高明，又有侍从，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。二是为他的扰民担忧。如贞观十一年八月，唐太宗面对多数谏疏劝其克制围猎时解释说： “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。今天下无事，武备不可忘，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，无一事烦民，夫亦何伤!”围猎不忘武备，可谓太宗的战略眼光远大。综观史籍，贞观四年初平突厥，于年底始有围猎。贞观五年春正月，《通鉴》中载“上大猎于昆明池，四夷君长咸从。”无疑显示四夷，具有不忘武备之意。但帝王外出围猎，所经之处需供给酒馔与修桥筑路，必然惊扰、奴役百姓，故“无一事烦民”是开脱之词。不过，唐太宗尽量不妨农事也是事实。

贞观十四年十月，他到同州射猎，当时正值秋后丰收，刘仁轨上言：“今秋大稔，民收获者十才一二，使之供承猎事，治道葺桥，动费一二万功，实妨农事。”太宗接受了刘仁轨提出的秋收完毕出猎的建议，终于推迟了一个月。可见，他在臣下的提醒下，还能克制自己，不妨农事。故他选择农暇出猎，这有《出猎》一诗做证： “楚天云梦泽，汉帝长杨宫；岂若因农暇，阅武出辗嵩。”诗中进一步阐述了围猎是为了布阵练兵，不忘武事：“三驱阵锐卒，七萃列材雄；寒野霜氛白，平原烧火红。”故贞观一代，唐太宗尽管频有出猎，但由于围猎时间绝大多数安排在十至十二月的冬闲季节，这有他写的“金鞍移上苑，玉勒骋平畴”的《冬狩》一诗做证，所以基本上没有造成扰民之害。

唐太宗外出围猎，左右有猎手陪同，名曰“百骑”。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中载： “贞观初，太宗择善射者百人，为二番于北门长上，曰‘百骑’,以从田猎。”所谓“二番于北门长上”,即在玄武门担任宿卫的卫士，一年中有两个月轮番为唐太宗充当围猎助手。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八月对谏臣解释的“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”,即指这些“以从田猎”的“百骑”。接着《新唐书·兵志》中又云唐太宗于贞观中从“飞骑”中精选一批“百骑”: “十二年，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，领以诸卫将军，号‘飞骑’。其法：取户二等以上，长六尺阔壮者，试弓马四次以上、翘关举五，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。复择马射为‘百骑’,衣五色袍，乘六闲驳马，虎皮鞯，为游幸翊卫。"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五亦有类似记载，贞观十二年“十一月，丁未，初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，以诸将军领之，又简飞骑才力骁健、善骑射者，号百骑，衣五色袍，乘骏马，以虎皮为鞯，凡游幸则从焉。"不过，《新唐书·兵志》中提及唐太宗曾先后两置“百骑”,贞观十二年所置的“百骑”是从“飞骑”中精选出来的，是“飞骑”的一部分。而“飞骑”是贞观十二年“始置”或“初置”的，由它衍化的“百骑”是贞观初“百骑”的沿袭，并非“始置”或“初置”。故《新唐书·兵志》与《通鉴》并不冠以“始” “初”之词。这说明“百骑”与“飞骑”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再者，前后“百骑”亦有联系也有区别。联系者，指其“以从田猎”的职责不变；区别者，指其时间的先后、身份的良贱有异。

《旧唐书·王毛仲传》云： “初，太宗贞观中，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，每出游猎，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，令骑豹文鞯，著画兽文衫，谓之‘百骑’。”王毛仲曾任玄宗为太子时的“知东宫马驼鹰狗等坊”,玄宗即位又“检校内外闲厩，知监牧使”, “天子才之”。可见，王毛仲善于养马，必知与养马有关的“百骑”之类的掌故。所谓“官户蕃口”是指不入户等的贱民，他们的身份比官奴婢略高一等。按官奴婢赦宥放良的次序是“一免为番户，再免为杂户，三免为良人。”“番户”即指分番服役的官户之类。这就与《通鉴》所说的“百骑”对象是“才力骁健”的户等、《新唐书·兵志》具体指出是“取户二等以上”的富家子弟的身份有异。显然，《通鉴》与《新唐书·兵志》是不会搞错的。据此，《旧唐书·王毛仲传》中载的贞观中的“百骑”身份在时间上有误，正确的年限应是贞观初。

贞观初既有“百骑”,为什么贞观中又复立“百骑”呢?据推测，事隔十来年，原先的“百骑”少年已成中年了，不能胜任围猎，故以新代旧，然其职责没有大变。总之，唐太宗爱好围猎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癖好，而是与他“武备不可忘”的战备观念有关的。